新时代文学批评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在本年度主要体现为，在重要理论命题上的突破和批评实践上的深化★。这种突破与深化主要体现为本年度对于★“人民性★”理论的多维度的建构与实践★。胡亚敏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之路》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何以“行得通”的原因，首先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其所具备的历史意识、辩证性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方法论之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生发出了“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品格★”，并在结合中国国情与社会现实民情之情况下，文艺理论家具备自觉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原则。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国情★、现实民情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行得通”的原因，其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人民性”★。胡亚敏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新时代文学批评的★“人民性”的理论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李遇春以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为例，指出了中国文学的“人民性★”所蕴含的维度。他在《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一文中指出★，从接受美学视角看，红色诗歌经典作品在接受形式上具有口传性，在接受内容上具有确定性，在接受方式上具有共享性，因此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特征★。同时，李遇春还指出★，新时代需要重建具有中国式现代性的人民美学★，也需要重构红色诗歌经典化的新路径★。在坚持文艺人民性的前提下，拆解左右对立★、雅俗对立和新旧对立思维定式★，拓宽红色诗歌经典化路径，切实处理好人民性与现代性两种诗歌美学的辩证关系。与李遇春一样，黎杨全的《文艺大众化的中国经验与现代文艺观念的再反思》也注意到人民性和现代性的关系。他认为，文艺的大众化应当是令民众成为文艺的欣赏和创作主体，以及被塑造的中心，应充分展现其历史主动性。这其中亦展现出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李遇春、黎杨全所注意的★“人民性★”和“现代性★”也在湖北批评家那里有一定程度的“回响”。刘波在《作为文学遗产的传统与现代性再造——论新世纪诗歌中的杜甫书写》中认为，各个代际的诗人在新时代语境下都对杜甫及杜甫之创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植入与内化应用，这种生命力强大的诗学精神得以世代薪火相传的缘由之一便在于杜甫的诗歌创作及精神被后人用以★“突破各种‘现实主义的限制★’★”，发掘出★“‘人民性★’的承担意识”★，并得以拥有广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可见“人民性”话题之于文艺研究★。
跨学科的方法和视野是文学批评的一大趋势★，传统的以历史、哲学作为资源和方法的文学批评近些年受到了挑战，从文化学★、传播学甚至是理工科的知识视域来探究文学，已然成为文学批评明显的趋势★。跨学科视域的文学批评虽然有蓬勃的发展态势，但是，也有批评家指出其中要注意的问题。有批评家认为，跨学科的文学批评与研究，落脚点仍应在★“文学性”上★。於可训的《要重视和加强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性——在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5届（开封）年会上的发言》就对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原因、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难度、重视并加强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文学学科本身在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便融合并借助了多领域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因而对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在此过程中须注意：既应对所借助的学科知识形成全面性的了解，而非流于概念与名词性的表层搬用★，又要时刻立足于文学的本体性★，莫要舍本取末，使得文学沦为所跨学科的辅助与注释★。这对于文学跨学科研究是具有检省意义的。值得欣慰的是，湖北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方法在“文学性”的轨道上发展，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於可训的观点★。湖北批评家的跨学科文学批评主要体现为数字媒体与文学、生态文学★、地域文学几个方面。
除了理论探讨之外，湖北文学批评家还在具体作品批评之中体现新时代文学理论问题。周新民关于新时代长篇小说的评论体现了对新时代文学规范、范式等问题的思考。周新民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的新范式——谈莫道君行早》认为，《莫道君行早》表现了新时代乡村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精神上的变化，发展了《山乡巨变》《创业史》的叙述范式。《新时代文学的标杆与标本——论白洋淀上》《新世纪关仁山长篇小说乡村叙事的时间书写策略》以新时代文学对于历史时间的重构为核心★，探究了处在“历史巨变★”叙事中的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关系问题。前文“以历史远景所建构的时间意识★，重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历史时间”★。后文以自然时间★、历史时间二者关系的变化入手，探究了新时代长篇小说处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关系上的价值之问★。
紧握时代脉搏是培养青年文学批评家核心之所在★。2023年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织了第十七★、十八★、十九期共三期的★“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为培养湖北青年文学批评家提供沃土★。这三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的共同特征是，在文学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凝练文学批评话语，助推青年文学批评家成长★。第十七期的主题是“批评家的责任与新时代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构建★”★。青年批评家们自觉响应新时代的召唤，围绕批评家如何面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需要开展讨论★。他们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把社会的文化需求与批评的伦理统合到批评的责任之中★，增强批评的现实感、独特性和与大众的可沟通性，实现“向善★、求真★、致美”的价值发现与艺术阐释★。此次青年沙龙是湖北文学批评青年人才响应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具体实践★。第十八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的主题是“人民·大地·诗歌——乡村振兴中的文学力量★”。此次主题为回应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发挥文学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而展开★。这一期沙龙把青年批评家拉到乡村振兴的现场★，让批评家走进农户，走进田间地头★，触摸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谷城县委★、县政府曾发出号召，倡导诗人★“到乡村去，为每一个村写一首诗歌，以展现乡村的独特魅力★，挖掘乡村的文化内涵”。23位谷城籍诗人响应号召，纷纷走向农家小院、田间地头，书写时代感怀★。青年批评家们从谷城作家★、诗人为乡村写诗的现实状况出发★，找寻、建构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具体内容与形式。第十九期“东湖青年评论家沙龙★”的主题是★“文学评奖如何促进文学生产以及传播”★。本次沙龙以刚刚颁布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探讨文学批评家的社会、文学效应★。蔡家园作为评委介绍了评奖的标准与程序。青年批评家则紧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这次讨论也是对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一次深入的探讨。
湖北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善于积极转化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形成特色鲜明★、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本年度湖北文学批评在民族化批评话语建构上★，也有独特之处。从文学传统的转化★、民间资源的发掘等方面多头并进，是其中最为鲜明的特色★。
《新文学评论》聚焦文学史★，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建设的关系入手，刊发了一系列文学史家访谈，为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文学史和理论史参照。在“新文学史家访谈录”专栏中，许多学者对文史的研究均持有“兼容贯通”的思路与方法★，如《文学史的研治问题与方法——李怡先生访谈录》《汉译文学的观念、研究及其他——李今教授访谈录》《学术的专一和攻坚——姜振昌先生访谈录》《我在文学研究上的摸爬滚打——郜元宝教授访谈录》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章，体现了《新文学评论》在栏目设置上的观念。
生态文学批评是湖北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其中汪树东在生态文学批评上用力甚勤★。本年度汪树东的生态文学批评呈现多维度发力的特点★。一是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发掘★。《构建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中国当代生态批评发展综论》一文认为，应当加强对本土化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文学批评实践也应同社会现实状况紧密结合。二是在生态文学批评的资源发掘和疆域上有新拓展★。汪树东充分借鉴少数民族的独特的文化观念，深化了生态文学批评。《“我看见天地万物浑为一体”——论彝族诗人倮伍拉且的生态诗歌》《扎根土地与生态哀歌——论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生态书写》《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论满族作家胡冬林散文的生态智慧》等注重民族资源的发掘。此外，《以戏剧的形式倾诉对大自然的缱绻情怀——论段昆仑的生态戏剧》一文扩宽了生态文学批评的视野★，在生态戏剧这一很少为人所注意的领域有新发现。
虽然2023年湖北文学批评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1）对于文学现状、现场关注不够。主要体现为对于新时代文学的理论提炼，自觉运用新时代文学理论规范来观察、研究文学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2）当下文艺与新科技之间的交融趋势明显★，湖北文学批评对于数字时代文学的新趋势新特性关注不够★。（3）文学批评推动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加强。湖北文学名家诸多，新生力量蓬勃发展★，亟需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攀登文学新高峰提供更多的新助力与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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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本土作家是湖北文学批评的重要责任★。本着从文学史★、思想性、艺术性的立场，本年度湖北作家作品的评论力度有所加强。《新文学评论》设置了“武汉文学微观察★”栏目，《长江丛刊》设置了★“湖北诗群发现”“省内聚焦★”“本土观察”等栏目，集中关注推介湖北作家★，对其在新时代的创作予以多角度的评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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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杨全近年来对于文学跨学科研究成果颇丰，对于数字媒体和文艺间的交互性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在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现实主义范式的转换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方面，黎杨全提出了新见★。《以文为戏：数字时代文学的游戏批评范式》一文认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难以同其接合与配适★，因而应当重构一种对应游戏化文学活动的批评范式，“凸显文学批评的游戏向度”。《奥德修斯：新媒介现实与第三个神话时代》一文认为★，当今数字时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数码神话”★，是除开古代神话及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之外的第三个★“神话时代”，从文学人类学角度出发来解读★“数码神话”便可触探到离奇情节与世俗欲望之背后的数字化社会的现实投影★。《二次元文化★、数字交往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认为，社交媒体如今已经取代了以报纸★、电视、小说等为代表的传统性的情感思想交流媒介★，成为共同体想象组建的重要渠道。因而数字时代文艺理应充分利用当前的趋势与条件★，在有意识的组织下生发相关的讨论与话题，摆脱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助力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诗可以群★：社交媒体时代文艺评论中国传统的重建》一文从中国传统文论“诗可以群”的观念出发，为当代社交媒体介入影响之下的文艺评论活动找到了诸多契合点。吴戈★、蔚蓝的《网络文学的内生与外溢》和唐小娟的《大江大湖 川流不息——湖北网络文学20年概述》分别总结了中国和湖北网络文学20年历史。吴戈、蔚蓝侧重网络文学的市场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发掘网络文学的文化产业属性。唐晓娟侧重于从文学思潮角度来解读湖北近20年网络文学发展状况★。
罗日新、吴仕民、郭海燕★、宋小词★、九夕、熊湘鄂、邹超颖等多位湖北作家的小说创作受到学界的关注★。批评家比较关注作家的★“大”叙事。樊星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读罗日新的长篇小说钢的城》认为★，罗日新的《钢的城》对时代★“正能量”的凸显是其独特的价值内蕴，它为书写正面人物形象树立了典范；余存哲的《小说英雄主义叙事的新变——评罗日新长篇小说钢的城》认为《钢的城》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具有历史的演进性★，其与时代变化是伴生同构的。吴艳的《大题材与多重象征——吴仕民长篇小说御窑重器札记》认为，吴仕民的《御窑重器》将瓷器和官窑的命运起伏和国运与时代动荡相关联，是对历史文化与传统工艺的“大★”书写。
由地域文化来观照文学是湖北文学批评的特色★，也是跨学科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樊星在《从一部家族史看世道沧桑——读达度★、洛沙著曾李世家》中认为★，《曾李世家》是对沔阳民间家族史的深描★，以清晰的线路和深厚的民间与家族文化，将被正史忽视的一段记忆呈现出来★，是对民间历史的抢救与打捞★。刘保昌的《论两湖现代文学的历史书写》则是将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小说圈定于两湖地区，从廖沫沙★、田汉、姚雪垠等创作者在历史小说上取得的反响入手，探讨“人物与事件”★“江湖与庙堂”★“传播与接受”三组问题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与意义★。陈澜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用★：叙事诗学、道德立场及民俗事项》揭示了石一枫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叙事中，创造出具有深度和广泛共鸣的文学作品。刘波★、杨彬★、陈国和、李雪梅等批评家则以《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为个案，提炼了地域文学研究的路径、价值、资源等问题★，在地域文学研究上提出了比较有价值的诗学命题★。刘波认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在着重凸显两湖地域文化之整体性的同时，也注重对不同作家多种审美取向的呈现。陈国和在《地域文学整体性研究的三个维度》中认为，刘保昌的研究通过连续性★、流动性和地方性三个维度★，展现了两湖现代文学的整体性★、连续性★、流动性，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杨彬在《文学地域书写研究的新突破》中认为刘保昌的研究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两湖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探讨★，还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和研究。李雪梅的《地域视角与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不仅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视角，而且突出了地方性知识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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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湖北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文学批评人才队伍建设上有新招，阵地建设突出前沿性★，这是湖北文学批评事业上的重要突破。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上★，也有新突破★。这主要体现为★，新时代文学理论聚焦“人民性★”★，提炼新时代文学新质上也有新思考★。在★“民族★”话语的提炼上和跨学科批评方法的运用上，湖北批评家都表现出应有的作为★。对于本土作家的关注★，既注重作家的宏大叙事，也注意到作家的“微叙事”★，呈现了新气象★。总之，本年度湖北文学批评在多个维度并进，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贡献了“新质★”★。
《芳草》的“新世纪文学批评家档案★”在提炼文学批评问题上★，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该栏目中何平、张丽军★、李勇、杨庆祥、张均、周明全等学者的批评视域★、理论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为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带来启发和参考。於可训在“何平专辑”里提出“让文学批评回归本体★，与读者、作者★、作品同在共生”★，以解决文学批评的“缺席★”问题★。★“李勇专辑”则发掘出文学批评应该重★“实”的特性★。★“杨庆祥专辑★”中於可训认为，杨庆祥的文学批评善于从文学的局部性时空切入，从而进入文史的宏观研究★，从科技和文学的交互关系观照到了学科和人类的命运发展，见微知著是其治学的重要特征。此外★，《湖北日报·东湖》《长江日报·江花》以刊登文学焦点问题★、湖北作家作品为己任，继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在此不赘述★。
湖北诗歌与散文创作的评论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长江丛刊》的★“湖北诗群发现”栏目云集了学者对湖北诗歌创作的诸多新评，其中包括对湖北地区诗人群体今昔写作状况的梳理对比★，为我们呈现出湖北诗歌的发展史与新时代的写作景观★。如周春泉的《诗歌，与工矿黄石及其乡土》一文提及黄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标杆式诗人李声高与大冶县诗歌创作领头人查代文先生，对二者在工矿与乡土主题诗歌的书写建树上进行了回顾与致敬★。荣光启在《记几位“咸宁诗人★”》中★，记述了卢卫平、一回★、黄斌、剑男、梁必文、欧阳明★、周春泉等七位与咸宁城市紧密相关的诗人的行迹，介绍了其创作风格与创作经历。陈怀文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孝感诗歌》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孝感诗歌中出现的乡土诗★、朦胧诗、政治抒情诗、爱情诗等多种创作主题进行了梳理与简介。方东明在《澴川诗香仙女情——孝感女性诗人群体掠影》中对范小雅、燕七、汤秀英等孝感女诗人的创作经历与书写风格进行了论述。
此外，青年批评家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也勇于思考。王仁宝的《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两个传统》和朱旭的《新时代少数民族乡土小说的风景书写》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深化了对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王仁宝认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接续于西方近代以来的长篇叙事文学和中国古典长篇叙事文学的传统，而处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语境之中，文学创作对于传统的转化渐渐展现出“古典化”和“本土化”的倾向。朱旭认为，新时代少数民族乡土小说的风景书写，表达了新时代语境下的族群认同和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意义。
日常生活的★“微”也是湖北批评家所要发掘的元素★。汤天勇在《希望：“声音”盛宴与生活备忘录》中指出，《希望》充斥大量生活式的“对话★”，叙事空间也限定在小区之内，却以小孔对社会民生形成了“成像”作用★。宋小词的小说将底层人物的命运际遇与城乡的空间辗转紧密相连，从个体经历与选择映现社会困境与变迁，以关怀真诚的情怀书写普罗大众，朴婕、陈智富等诸多学者对其创作有共同的体认，金雨欣的《宋小词小说叙事景观论析》及董颢宾等人在《微尘与鸿鹄——宋小词作品研讨》中的论述亦如是。董国振的《路上有光——读刘雯君小说看★，风筝》和吴佳燕的《世情洞察与小人物之歌——评熊湘鄂中篇小说集我要敬您一杯酒》均抓住了作者将小人物的生存与情感状况作为写作切入点的关键之处★。
从文学批评阵地建设的角度来讲，《长江文艺评论》《长江丛刊》《新文学评论》《长江文艺》《芳草》《湖北日报·东湖》《长江日报·江花》一如既往，加强栏目建设和重点选题策划。《长江文艺评论》的★“经纬线”“文艺与科技”栏目★，别具特色★，刊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对于新时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长江文艺评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究小辑★”栏目及时反映文学场域新变化。例如★，蔡家园的《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阅读札记》对此届参评作品的创作主题、创作方法与倾向★、文化来源与精神内蕴及未来创作的可提升之处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获奖作品的主题性创作包括对中国革命历程与革命精神的书写和发扬，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反映，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文学主流，作品的正向价值被突出化★，★“新人”形象的塑造成为写作亮点★。参评作品的精神内蕴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得以发扬★。《长江文艺》的★“新现场★”“翠柳街”等栏目★，紧贴文学当下现场，讨论问题贴近文学创作现场。“新现场”栏目汇集了对新时代文学中的创作导向和青年创作群体等问题的探讨。如叶立文在《新时代文学视野中的鲁迅文学奖》中指出，获奖作品在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它们在题材、主题和写法上都显示出对启蒙文学传统的涵容与转化，这些作品反映了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导向★，也展现了文学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再生和创新。“翠柳街”栏目也谈到了类似的话题★，如喻向午的《文学“新青年”因何而立》为“90后”写作群体正名，认为他们突破了囿于★“微观现实主义”而缺少把握宏大问题的写作局限★，已将主体创作同现实生活、历史与时代建立起了对话关系★。
《长江丛刊》中的★“省内聚焦”与“本土观察”栏目汇集了多位学者对湖北散文与报告文学的锐评★，拓展了湖北文学批评对于本土作家作品关注的广度。叶李、王之远在《让故乡在月光下重新生长——评周良彪散文集野阔月涌》中对周良彪该著中“野性”因子进行了敏锐的捕捉。桑大鹏在《无边洇染的色彩——田芳妮散文集洄游中的心灵体验》一文中抓住了《洄游》构建诗学世界的中心——乡土空间★。邓鼐在《★“量子纠缠”的文化解读——读张福臣新作舌尖上的乡愁》中指出，“量子纠缠★”在《舌尖上的乡愁》中是离乡的漂泊感借助故乡的食物对游子形成的情感冲击和文化回忆★。彭忠福在《我读桃花渡》中对《桃花渡》最为直观的感受为“每一篇都充满浓郁的故乡情”。田天、王建生等人的报告文学也展现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面貌，张年军在《田天报告文学艺术品质的新发现——浅析你是一座桥》中认为，田天的《你是一座桥》具备传统报告文学不常出现的艺术性特征★，对新时代的创新性创作是一种开拓和示范。朱旭在《父亲原本是英雄★：为了铭记与疗愈的纪念》和蔡先进的《绘就脱贫攻坚的壮美画卷——浅析王建生长篇报告文学心安凤凰岗》认为《父亲原本是英雄》和《心安凤凰岗》均发掘了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内涵。上述报告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新质”书写，对于当代多元化文学创作和批评而言均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
叶立文善于从文体传统的角度来评说当代文学作品在文学传统转化上的特色与价值★。《体兼说部★、杂文学与重建文学性——论中国当代作家的话体批评》从叶兆言、毕飞宇与李洱的文学批评入手★，阐释了话体批评传统在当代作家文艺实践中的赓续与创新，发掘出当代作家对话体批评传统的改良★，揭示了其对于文学批评格局的重建意义。《词语创世和它的时间奇遇——评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认为这部作品的小说本体更是“一个词语在时间中的奇遇”。叶立文从词语入手★，充分发掘《家山》所沉淀的历史、文化★、生命★。从“词语★”入手★，发掘了乡土中国的侠义文化和乡绅文化★，而且还在★“文”的传统与“士★”的传统中★，再现了乡村文明的恒久价值★。叶立文无论从批评文体传统还是★“词语”所沉淀的多重意义入手，都再现了文体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刘波★、叶李、汤天勇和陈国和侧重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讨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刘波的《民族精神★、诗性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吉狄马加的写作与人文主义诗学的建构》认为吉狄马加的诗歌着重寻找自身传统民族文化之根★，为民族文化立传的努力★，对民族精神的重构值得肯定。无独有偶，叶李也从民族精神入手来探究民族根性★。她的《故事“新编★”与文化“探真”——论吴仕民长篇小说佛印禅师的写作策略与文化意识》认为吴仕民小说以民族精神为书写内容，并溯及中华文化的源流，启迪人们认识中华传统的“根性★”文化与内在精神底蕴。汤天勇的《任蒙散文：文化视野·批评意识与思想性史观》则是在中国历史文化散文书写传统链条的比照上发现了任蒙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全程性”把控，深沉的历史情怀和高远的文学创作视野是其可贵之处★。陈国和的《论贾平凹“秦岭三部曲★”的地方志书写》认为★“秦岭三部曲”采取观物类情、观我通德的传统审美方式来抒写秦岭山川草木，探析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髓。与上述批评家相比较而言，朴婕对于文学传统的现代转换则更加综合，她在《贺敬之与社会主义文艺探索中的★“民族化”问题——重读放声歌唱》一文中从外在形式、思想内涵与读者询唤三个方面探讨了贺敬之诗作在“民族化”上的探索。
文学传统不仅仅包括文人文学传统★。文人文学传统固然重要，而民间文学传统也很重要★，它也是中国文学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周新民、李维寒的《论萧萧——以湘西土家织锦艺术为视域》从湘西民间文化产物之一的土家织锦之艺术特性入手来解读《萧萧》，认为湘西土家织锦构图特征、土色彩及搭配手法、★“错综”手法对其《萧萧》产生了影响。该文被认为是从物质层面揭示文学特性的重要体现★。李莉的《从恩施民间文学看中国的辉煌历程——以民歌为中心》认为★，恩施民歌见证了中国的革命历程★，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民间缩影。